2019年10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的講話中，談到應與時俱進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時，引用了這一名言。習總書記說：“‘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發(fā)展處于新的歷史方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我國國家治理面臨許多新任務新要求，必然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更加完善、不斷發(fā)展。”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這句話出自西漢劉向的《說苑·談叢》，意思是天下萬物，能夠保有它的根本就能存在；各種事情，能夠掌握它的規(guī)律就能成功。

　　劉向（前77年-前6年），原名劉更生，字子政，沛郡豐邑（今江蘇省徐州市）人。漢朝宗室大臣，官至中壘校尉，世稱劉中壘。他學問淵博，曾奉詔整理五經秘書、諸子詩賦近20年，對古籍的整理保存作出了巨大貢獻。撰成《別錄》，為中國最早的目錄學著作，是中國目錄學的鼻祖。又集合上古以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衍行事，以類相從，撰成《洪范五行傳》11篇，為中國最早的災異史。文學上以辭賦和散文見長，《漢書·藝文志》載有其賦33篇，今多散佚，唯存《九嘆》系擬屈原《九章》之作，在追念屈原之辭中寄托身世之感。其散文今存部分奏疏和點校古籍的敘錄，著名的有《諫營昌陵疏》和《戰(zhàn)國策敘錄》，其文敘事簡約，論理暢達，從容不迫，對唐宋古文家有一定影響。又采集前代史料軼事，撰成《說苑》《新序》《列女傳》，其中有一些很有意義和文學特點的故事，開魏晉小說之先聲。明人集有《劉子政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說苑》，又名《新苑》，共《君道》《臣術》《建本》《立節(jié)》《貴德》等二十卷，按類編輯了先秦至西漢的一些歷史故事和傳說，并夾有作者的議論。不少篇章中有關于治國安民、家國興亡的哲理格言，其思想以儒家觀念為主。

　　那么，劉向為什么要編《說苑》這部書呢？《漢書·楚元王傳》說：“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shù)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shù)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明代張溥在《百三家集題辭》中認為，劉向是“鑒往古而著《新序》《說苑》，其書皆非無為而作也”。清代朱一新在《無邪堂答問》中說劉向作《新序》《說苑》，“冀以感悟時君，取足達意而止”。“言得失，陳法戒”“助觀覽，補遺闕”“非無為而作”“冀以感悟時君”等語，說明劉向編撰《說苑》旨在以古鑒今，是把它作為“諫書”來看待和使用的。

　　應該指出，以著述當“諫書”的心態(tài)劉向早已有之，到編《說苑》時達到了極致。此種心態(tài)與劉向的政治理想及政治人格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

　　中國古代有識之士的一個最大特點在于他們都追求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都代表著各自時代的“社會良心”，而這種“社會良心”所體現(xiàn)出的精神，正是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為了實現(xiàn)這種理想，他們不惜舍棄自己的家，舍棄自己的親人，甚至舍棄自己的生命，他們始終為自己的理想進行不懈的努力。

　　在這個背景下，有學者指出，“漢代文人生活在這個特定的歷史階段，普遍具有朝氣蓬勃的進取精神，懷著強烈的建功立業(yè)的愿望，他們追求人生的不朽，希望能夠青史留名。漢代文人貴于名行，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們可以忍辱負重，赴湯蹈火，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具體到“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這句話，則出自《說苑·談叢》，其相對完整的語境是：“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衣雖弊，行必修；頭雖亂，言必治。時在應之，為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就是：萬物能保持它的根本就能生存，各種事情能掌握它的規(guī)律就能成功。真理在什么地方，天下的人都歸向它；道德在誰身上，天下的人都尊崇他；仁愛在誰那里，天下的人都愛戴他；正義在誰那里，天下的人都敬畏他。房屋破漏，人們就會離開；河水太淺，魚兒就會逃走；樹木高大，鳥兒就會棲息；品德寬厚的人，士人都奔向他；持守禮義的人，人們都敬畏他；忠誠守信的人，士人愿為他而死。衣服雖然破舊，行為一定要整飭；頭緒雖亂，言論一定要有條理。要順應時機，憑借它而行動。所進行的事功如果恰當，那福運就是事功的五倍；所進行的事功如果不適當，那禍害就是事功的十倍。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這句話的出處和上下文語境大致就是如此。從劉向的本意來看，他所強調的是對儒家之道的遵從，這從“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之后緊跟著的“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就可以看出。所以，劉向所說的“本”，就是儒家“以仁為本”；劉向所說的“道”，就是儒家的仁愛之道。在劉向看來，要想治理好天下，就要遵循儒家的治理之道，增進自己的修養(yǎng)，站在道義的一方，心懷仁義，講求禮法，這樣就能得到天下的擁戴，這其實也就是孟子所說的“仁者無敵”。作為西漢后期的學者，劉向的主張是合乎主流、毫不奇怪的。因為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就成為漢代的官方思想，經學就成為漢代一切學問中的顯學，劉向作為漢室宗親、著名的經學家，對于儒家之道，自然是拳拳心膺的。

　　隨著時代的演進，大漢王朝已經成為遙遠的過去，儒家的獨尊地位也已經風光不再。但是，這句話中所包括的那些超越具體語境、超越特定時代的智慧，卻依然能給今天的我們帶來啟迪。具體來說，又有如下兩點。

　　一是強調統(tǒng)治者必須講求仁愛、堅持以民為本等基本原則。這些原則雖然出于產生在幾千年前的儒家，但其中有很多符合人性的閃光點，直到今天也未曾熄滅，依然具有照耀人類文明的高度和意義。儒家為什么在數(shù)千年的時間里，能夠一直作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學說？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因為學說中一些根本性的規(guī)定比如對仁愛精神的強調，對道義原則的規(guī)定，不但是合乎當時的人心與人性，而且也是能夠經得起千百年歷史考驗的。實際上，儒家學說的一些基本要義，正是對以周公為首的西周的開創(chuàng)者對于其成功政治實踐的總結。儒家學說的集大成者雖然是孔子，但其思想的來源，還是要追溯到西周的開創(chuàng)者，特別是周公的身上，孔子所心心念念的禮樂社會，正是以《周禮》為藍圖的。當年的西周，不過是一個地處西方的邊陲小國，而殷商卻是一個“何天之寵”“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的大邦。那么為什么這樣一個看起來如此強盛的大邦，卻被一個小邦以摧枯拉朽之勢打敗了呢？周朝的開國者經過認真思考，得出的結論是：“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皇矣上帝，求民之謨”：上天對一個王朝并無特別的鐘愛，要想獲得上天的鐘愛，就要講求自己的德行，而所謂有德，其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善待百姓，得到百姓的擁戴。一個不講民本、不講德行、多行不義的王朝，很快就會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而被顛覆。在這個意義上，民意就是天意。這些想法，都保留在了周代的制度、文誥之中，并為孔子、孟子以及后世的儒家學者所繼承和發(fā)揮。直到今天，這些思想依然沒有失去其積極意義。

　　二是其中所包含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具體地說，就是對于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關系的認識。國家治理無疑是一個超復雜事件，涉及到的問題可以說是千頭萬緒。但是，這些問題并不是處于同一層面上。有些問題是主要的，是必須全力解決的；有些問題是次要的，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是可以緩一緩的；有些問題是暫時性、伴生性的，是可以隨著主要矛盾的解決而自動得到解決，因而也就沒必要刻意去解決的。劉向所說的“屋漏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就是這個意思。屋子漏雨，人們就會離開，與其把精力花在阻止別人離開，不如把房頂修好，只要房頂修好了，下雨的時候自然就會有人前來避雨；水淺了，魚就會游走，這時與其把精力花在想方設法阻攔住外逃的魚，不如把池塘挖深，池塘深了，蓄積的水多了，魚自然就會游進你的水塘。國家的治理也是一樣，在劉向看來，一個國家的根本問題就在于能不能推行仁義，只要能夠推行仁義，就不愁得不到百姓的擁戴，而只要有百姓擁戴，其他的一切問題解決起來就都有了基礎。這種遇到復雜問題先抓主要矛盾的思路，無疑是飽含智慧的真知灼見。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建設也是如此。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體現(xiàn)人民意志，維護人民合法權益，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本質屬性，也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有效運行、充滿活力的根本所在。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發(fā)展處于新的歷史方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時代變了，社會主要矛盾變了，社會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就一定要隨之而進行調整。實際上，科學社會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一大區(qū)別，就在于它不是一成不變的教條，而是把社會主義看作一個不斷發(fā)展和完善的實踐過程。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我們的當和人民浴血奮斗多年，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盡管這個制度還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壞，但無論如何，社會主義制度總比弱肉強食、損人利己的資本主義制度好得多。我們的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這是資本主義制度所絕對不可能做到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也是一個動態(tài)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目標必須隨著實踐發(fā)展而與時俱進，既不能過于理想化，也不能盲目自滿、固步自封。只要我們緊緊抓住人民這個根本，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發(fā)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就一定能實現(xiàn)“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使中國生機勃勃地屹立于世界的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