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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這句名言是2017年10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瞻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和浙江嘉興南湖紅船時的講話中引用的。習總書記說:“‘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96年來,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這值得我們驕傲和自豪。同時,事業(yè)發(fā)展永無止境,共產(chǎn)黨人的初心永遠不能改變。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歷史、告慰先輩,方可贏得民心、贏得時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無前。”
“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出自《莊子·人間世》,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開頭的時候總是比較簡單,而到事情快要結尾的階段,想要完成原來預期的計劃,達成預期目標,就是一項復雜而艱巨的任務了。
莊子名周,戰(zhàn)國時期宋國蒙城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帶,生于約公元前369年,卒于約公元前286年,是我國偉大的哲學家、文學家。在中國思想史上,人們一般將老子與莊子并稱為“老莊”,將他們視為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確實,莊子對老子的態(tài)度是拳拳服膺的,在自己的著述中,莊子也經(jīng)常援引老子的話語,他的學說深受老子的影響是確定無疑的。但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莊子在受到老子影響的同時,也表現(xiàn)出了很強的獨立性,與老子的學說構成了明顯的差異。最核心的差異,就是老子學說的根本指歸其實與法家、儒家、農(nóng)家等大多數(shù)思想家是一樣的,目的都是建立一套理想的政治,因此都屬于倫理政治型哲學,但莊子的根本指歸卻是求得“逍遙”也就是心靈的絕對自由。正是這個不同,造就了莊子在中國思想史上極其特殊的地位,以及他對后世審美文化的極大影響。在中國文學史上,莊子同樣有著極高的歷史地位。用王從仁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想象豐富,氣勢壯闊。其行文汪洋恣肆,瑰麗詭譎,意出塵外,乃先秦諸子文章的典范之作。其結構很奇特,看起來并不嚴密,常常突兀而來,行所欲行,止所欲止,變化無端,有時似乎不相關,任意跳蕩起落,但思想?yún)s能一線貫穿。句式也富于變化,或順或倒,或長或短,更加之詞匯豐富,描寫細致,又常常不規(guī)則地押韻,顯得極富表現(xiàn)力,極有獨創(chuàng)性,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它的出現(xiàn),標志著先秦散文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成熟的階段,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
莊子的作品收錄在《莊子》一書中。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莊子》共三十三篇,分為《內篇》七篇、《外篇》十五篇、《雜篇》十一篇。對于這三十三篇的真?zhèn)?,大多?shù)學者認為《內篇》七篇為莊子本人所著,《外篇》和《雜篇》為莊子的門人和后學所著??梢赃@樣說:《莊子》是一部輯錄了以莊子為中心的原創(chuàng)理論,又包括其門人、后學某些發(fā)展變化了的思想的莊子學派的文集。
具體到習近平總書記所引用的這句話,其相對完整的上下文是:“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大意是:人們以巧智競技斗爭,開始于公開透明,后來變成隱晦暗算,最后發(fā)展成陰謀詭計;人們聚會飲宴,一開始總是規(guī)規(guī)矩矩,后來變得言行失當,最后發(fā)展為荒唐混亂。所以說一切人和事都是這樣。人們在一開始的時候還相互包容體諒,后來就相互輕蔑鄙薄。最后一句話點出了莊子要說的實質性內容:做任何一件事情,開頭的時候總是比較簡單,而到事情快要結尾的階段,想要完成原來預期的計劃,達成預期目標,就是一項復雜而艱巨的任務了。其寓意就是,事物的發(fā)展變化是一個由簡到繁,由易到難的過程。后來,這句話也被人們引申為開創(chuàng)事業(yè)當中,就是說,任何前程遠大的事業(yè),盡管在最開始的時候微不足道,但是完成的時候一定會變得非常巨大。
莊子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與老子相通的。他們都從宇宙自然的層面來觀照世界,探索“天道”與“人道”之間存在的緊密聯(lián)系。我們都讀過老子《道德經(jīng)》當中的一句話: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其實,莊子的這句話也正是對老子理論的進一步闡述:事物的發(fā)展是一個由簡單到復雜的過程,也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道”是一個簡單的點,而恰恰是這個簡單的點,又衍生出萬事萬物。北宋理學家周敦頤在《太極圖說》中有過更加詳盡的解釋:先有無極,而有太極,太極生為兩儀,兩儀經(jīng)過陽變陰合,出現(xiàn)五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可見,任何事物的變化發(fā)展都符合這樣一種最基本的規(guī)律。
回顧我們黨的崢嶸歲月,同樣也印證著“作始也簡”“將畢也巨”的道理。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中國以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開始了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活動。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此后中國共產(chǎn)黨經(jīng)歷了國共合作的北伐戰(zhàn)爭、土地革命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和全國解放戰(zhàn)爭這四個階段。在此期間,又經(jīng)受了1927年和1934年兩次嚴重失敗的教訓。終于推翻了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三座大山,在1949年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政局動蕩的20世紀20年代,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時,全國僅有50多名黨員,政治力量十分渺小,甚至微不足道。所以有人在回憶當年歷史時感慨地說:“‘一大’開過了,似乎什么也沒有發(fā)生,連報紙上也沒有一點報道。”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開天辟地的偉業(yè)就從此開始了。從建黨初期只有50多名黨員的中國共產(chǎn)黨,到如今成為擁有9000多萬黨員的世界第一大黨;從當時嘉興南湖上的古舊紅船到揚帆遠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巨輪。中國共產(chǎn)黨百年波瀾壯闊、光輝燦爛的奮斗歷程正是對從“簡”到“巨”的生動闡釋,彰顯出蓬勃旺盛、與時俱進的生命力。
在《莊子》的語境中,“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是帶有一種憂患味道的。這種憂患是有其深刻的道理的。從歷史來看,許多政治力量經(jīng)歷了從弱小到強大,而最終走向覆亡的經(jīng)歷。以李自成領導的農(nóng)民起義為例。李自成出身貧寒,童年時做過牧童,成年后為銀川驛卒。明末財政困難,裁減驛卒,李自成被裁汰后無以為生,幾經(jīng)輾轉后參加了闖王高迎祥領導的農(nóng)民起義軍,因作戰(zhàn)勇敢,有勇有謀而受到高迎祥的重視,很快在義軍中脫穎而出,被封為闖將。明崇禎八年,義軍各部滎陽大會,李自成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戰(zhàn)的方案,受到各部首領的贊同,聲望日高。次年高迎祥犧牲后,他繼稱闖王。崇禎十一年在潼關戰(zhàn)敗,僅率劉宗敏等十余人突圍而出。在豫陜邊區(qū)的商雒叢山中蟄伏數(shù)月之后,李自成在崇禎十二年東山再起。崇禎十三年又在巴西魚腹山(腹一作復)被困,突圍后進入河南,幾乎陷入絕境。當時中原災荒嚴重,階級矛盾極度尖銳。李自成采納了李巖提出的“均田免賦”等口號,并到處散布“迎闖王,不納糧”的歌謠,這就獲得了廣大農(nóng)民的真心擁戴,起義事業(yè)也獲得了根本的轉機。在很短時間內,李自成的部隊發(fā)展到百萬之眾,成為農(nóng)民起義軍中的絕對主力。崇禎十六年(1643年)在襄陽稱新順王。同年,在河南汝州(今臨汝)殲滅明陜西總督孫傳庭的主力,旋乘勝進占西安。次年正月,建立大順政權,年號永昌。不久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李自成領導的農(nóng)民起義軍,從最初的起于青萍之末,到后來的鏖戰(zhàn)中原,到謀取西北、建立大順政權,再到后來的攻陷北京,力量一步步壯大,是完美地演繹了“星火燎原”的過程的。但是,隨著力量的壯大,隊伍也就變得不那么純粹,問題也越來越多,特別是因為約束部將不利,導致吳三桂投降清軍,起義軍終于在明軍與清軍的夾攻下潰敗,一場轟轟烈烈的起義最終宣告失敗。郭沫若鑒于歷史興亡的教訓,在1944年3月19日發(fā)表了《甲申三百年祭》。文章發(fā)表之后,立刻受到了毛澤東的重視,指出要在李自成的失敗中吸取教訓,并將其作為中共整風的文件之一。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滿懷勝利的豪情從西柏坡向他闊別31年的古都北平進發(fā)。登車前,他曾意味深長地說:“我們進京趕考去,我們決不做李自成。”
歷史已經(jīng)證明,共產(chǎn)黨不是李自成。我們不但善于打破一個舊的世界,同時也善于建設一個新的世界。但是,我們切不能因此就丟掉憂患意識,放松警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的,我們黨作為百年大黨,如何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遠得到人民擁護和支持,如何實現(xiàn)長期執(zhí)政,是我們必須回答好、解決好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我們黨要求全黨同志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就是要提醒全黨同志,黨的初心和使命是黨的性質宗旨,理想信念、奮斗目標的集中體現(xiàn),越是長期執(zhí)政,越不能丟掉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色,越不能忘記黨的初心和使命,越不能喪失自我革命精神。只要我們黨牢牢堅持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牢牢堅持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不斷檢視自己,不掩飾缺點,不文過飾非,堅決同一切弱化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危害黨的肌體健康的現(xiàn)象作斗爭,就一定能始終立于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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