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這句話是2018年9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講話中引用的。習總書記說：“‘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非洲是發(fā)展中國家最集中的大陸，中非早已結(jié)成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我們愿同非洲人民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共筑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為推動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樹立典范。”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這句話出自春秋時期著名政治家管仲的《管子·形勢解》。這句話的大意，是說因為大海不拒絕點滴之水，所以最終才變得浩瀚無邊。

　　管仲（約前723年—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謚敬，潁上（今安徽省潁上）人。中國著名的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和經(jīng)濟學家。管仲最先輔佐公子糾，桓公即位后，因得到鮑叔牙推薦而擔任國相，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之首。對內(nèi)大興改革、富國強兵；對外尊王攘夷，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被尊稱為“仲父”。《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里，諸葛亮自比管仲、樂毅，把他當作自己人生偶像，由此我們也就可以看出他在歷史上的影響。并且我們還要說一句，那就是諸葛亮的道德人格精神當然要超過管仲，可是要論所成就的事業(yè)以及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影響，諸葛亮還是要遠遜于自己的這個人生偶像的。

　　說到《管子》這本書，其內(nèi)容之廣博龐雜，可為先秦諸子著述之首。舉凡儒、道、法、兵、名等各家思想，幾乎無所不有；天文、時令、輿地、政治、經(jīng)濟、文化、人口、社會等各方面的知識，幾乎無所不包。后世一般的看法，是《管子》并非出于管仲之手，而是戰(zhàn)國時期齊國稷下學宮甚至更晚時期諸賢的集體創(chuàng)作。據(jù)史料記載，由西漢劉向所編訂的《管子》原有八十六篇，其中十篇于唐代亡佚，所以最終只有七十六篇流傳至今。不過，這并不妨礙它作為先秦子書的思想和文化價值。

　　具體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則出于其六十四篇《形勢解》，也就是對第二篇《形勢》篇的解釋與闡發(fā)。所謂“形勢”，按照今人的理解，指的是事物發(fā)展的狀態(tài)，比如“國際形勢”“客觀形勢”等，但在這里，“形勢”則更宜看作“形”“勢”兩個詞構(gòu)成的詞組，它講的是自然界的各種物象與社會現(xiàn)象之間的種種微妙的關聯(lián)，以及從中能夠給人帶來的啟示。古人敬畏天地自然，經(jīng)常在對天地自然的參悟中獲得人事的啟示，在古人而言，這是一種非常常見的說理方法，今天看來，邏輯雖不一定嚴密，但道理大致不差，且別有一種莊嚴與神圣的美感，非常值得玩味。

　　以習近平總書記所引用的這句話所涉及到的內(nèi)容而言，在《形勢》篇中，《管子》提到了高山大海與為人處事的關系：“平原之隰，奚有于高？大山之隈，奚有于深？訾讆之人，勿與任大。”作為對《形勢》篇的解讀與闡發(fā)，《形勢解》于是就對這句話做了進一步闡發(fā)：“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眾；士不厭學，故能成其圣。”用現(xiàn)代漢語表述，《形勢》篇說“平原地勢低矮處，它怎么也高不了；山腳下彎曲的流水，它怎么也深不了。那些詆毀賢人而贊美小人的人，不能委以重任”。《形勢解》對此就做了進一步闡發(fā)：大海不辭讓涓滴之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浩渺；大山不辭讓石頭泥塊，所以才成就了它的巍峨。圣明的君主求賢若渴，才能聚攏人才；讀書人追求學問永不滿足，才能成就圣賢。這樣，就以高山不辭土石，大海不辭涓滴為喻，把圣明之主與求才若渴的精神、賢能之士應該學而不厭的態(tài)度之間的關系都講清楚了。它體現(xiàn)了“大與細”“難與易”的辯證法，表達了一種海納百川的胸懷和氣度，更揭示了“圣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的內(nèi)在規(guī)律。

　　實際上，管仲本人所輔佐的齊桓公，就是這樣一個“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的典型明主。管仲原來并不屬于齊桓公的政治集團，并且他們之間還存在著很深的仇隙。管仲進入齊國政壇，是在齊僖公時期。齊僖公有三個兒子：太子諸兒、公子糾，以及公子小白。管仲輔佐的是公子糾，管仲的好朋友鮑叔牙輔佐的則是公子小白。齊僖公死后，太子諸兒即位，這就是齊襄公。齊襄公不但昏庸無能，而且還荒淫無道，管仲預感到齊國必然發(fā)生內(nèi)亂，于是就保護公子糾逃亡到魯國避難，而鮑叔牙也保護公子小白逃到莒國避難。后來，齊國果然發(fā)生內(nèi)亂，齊襄公被殺，齊國無君，公子糾和公子小白看到了機會，于是都趕快從各自避難的國家趕回齊國，爭奪齊國的最高權(quán)力。為了確保公子糾能夠順利即位，管仲預先埋伏在公子小白回國的必經(jīng)之路上，公子小白路過，擅長射箭的管仲一箭射中了他衣服上的帶鉤，差點兒就要了公子小白的命。幸虧公子小白吐血裝死，這才逃過一劫。公子糾認為小白已死，于是不再著急，放慢了回國的速度；而公子小白則趁著公子糾放松警惕，快馬加鞭地回到齊國，捷足先登，成為齊國的新君，這就是后來的齊桓公。管仲見大勢已去，不得已和公子糾一起又逃回魯國。魯國攻打齊國，要齊桓公放棄王位，被齊國打敗。按照齊桓公的意思，當然是要殺掉管仲，報當初的一箭之仇。但鮑叔牙勸止了齊桓公，說管仲的才華舉世無雙，哪個國家能任用他，哪個國家就能興旺發(fā)達。您如果只是想在齊國之內(nèi)做個安逸的國君，那么用不用管仲無所謂；如果要有所作為，使齊國名重于諸侯，甚至做天下的霸主，那就非管仲不可。齊桓公聽從了鮑叔牙的勸告，于是逼迫魯國殺死公子糾，而將管仲押回齊國。管仲回到齊國之后，鮑叔牙主動讓出相位；而齊桓公也以“海不辭水”的廣博胸襟和寬容心態(tài)重用管仲，在管仲的輔佐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讓齊國進入了全盛時代。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實際上，每一個能夠創(chuàng)立一番事業(yè)的人，都是有這樣廣闊胸懷的人。比如《史記》記載周公，對天下人才求之若渴，他正在吃飯時，聽說有人才來了，立刻就把口中的飯吐出來，跑出去接待人才；頭發(fā)洗到一半，聽說有人才來了，馬上捉著頭發(fā)，把水先攥干，站起身接待人才，這就是“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捉發(fā)”的典故。千年之后，另一個求賢若渴的政治家想到了這個故事，有感于心，于是寫下了“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動人句子。再如曹操。當年官渡之戰(zhàn)獲得勝利后，將士們發(fā)現(xiàn)了不少曹營中人與袁紹私通的信件。有人就勸曹操，說完全可以對照書信，把那些私通袁紹的家伙們挨個砍頭。但曹操卻拒絕了這個看起來沒什么毛病的提議。他說我開始和袁紹對峙的時候，連自己都沒有必勝的把握，更何況他們呢？命令手下把這些書信付之一炬，對此事再不提起。又如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手下最有名的大臣，自然是魏徵，但實際上，魏徵一開始的時候跟從的并不是唐太宗李世民，而是李世民的哥哥太子建成。在跟從太子建成時，魏徵就對李世民非常擔心，認為他功勞太大，黨羽太多，將來很可能威脅到建成的地位。他向太子建成提議，一是向李淵請求帶兵打仗，多立功勛，提高自己的聲望，鞏固自己的地位；二是向李淵要求，以朝廷的名義將李世民手下的干將劃撥給自己，跟從自己作戰(zhàn)。李建成聽從了魏徵的主張，并且立刻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當然，這些措施在極大地有利于太子建成的同時，也就極大地損害了李世民的利益，這種狀況如果持續(xù)下去，李世民的聲望遲早會被建成趕上，力量也遲早會被建成分散。為了及早獲得最高權(quán)力，李世民于是發(fā)動了“玄武門之變”，殺死太子建成、弟弟元吉，囚禁了太祖李淵，自己執(zhí)掌了大唐的最高權(quán)力。玄武門之變后，李世民抓捕了魏徵，責問他為什么離間自己和建成的關系。這當然是欲加之罪。魏徵毫不恐懼，只是說了一句：“我跟著建成做事，當然要為建成考慮。再說，要是建成早聽從我的建議，也就沒有今天的事情發(fā)生了。”受到頂撞的李世民不但沒有殺掉魏徵，反而對其委以重任。李世民能夠開創(chuàng)“貞觀之治”的盛世局面，與魏徵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當時剛剛結(jié)束了數(shù)百年的混亂，對于如何治理國家，需要定下一個基調(diào)。很多大臣認為亂世須用重典，主張用法家的那一套東西來治理天下，但魏徵卻力排眾議，認為天下人受了幾百年的苦，渴望仁政如同干旱的禾苗渴望甘霖，此時以仁政治國，才能順應天意民心。李世民接納了魏徵的建議，并且在此后的歲月中，時時注意聽取魏徵對自己的批評建議，這才造就了貞觀之治，也為后來大唐的全面繁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這種人際之間的關系，也完全可以推及到國家之間。當然，這種推及，目的不是齊桓公、曹操那樣的尊王攘夷或稱霸一時，而是在逆全球化暗流涌動、以鄰為壑大行其道、個別強權(quán)國家奉行單邊主義之際，主動開拓出更為宏闊的天下格局；“成其大”者，亦不再是謀求一國之大，而是促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面對當今世界正在經(jīng)歷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始終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倡導國際關系民主化，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fā)展的貢獻者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始終堅持和平發(fā)展道路，推動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比任何時刻都更加堅定，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保持戰(zhàn)略定力，勇毅篤行，積土成山，積水為海，始終以開放包容的博大胸襟，推動經(jīng)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fā)展，讓各國分享機遇，共同開辟更加浩瀚的壯麗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