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是2018年1月11日在中共十九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的講話中引用這一名言的。習總書記說：“全面加強紀律建設(shè)，用嚴明的紀律管全黨治全黨。‘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紀律嚴明是我們黨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重要保障。黨的十九大把紀律建設(shè)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納入黨的建設(shè)總體布局，表明了用嚴明的紀律管黨治黨的堅定決心。”

　　“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出自宋代包拯的《上殿札子》，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就是：法令能夠得以執(zhí)行，紀律自然就會嚴明，這樣就沒有治理不好的國家，沒有不能被教化的百姓。

　　包拯（999年－1062年），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東）人，北宋名臣。歷任三司戶部判官及京東、陜西、河北路轉(zhuǎn)運使等職，嘉祐六年（1061年），升任樞密副使。因曾任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故世稱“包待制”“包龍圖”。包拯廉潔公正、立朝剛毅，不附權(quán)貴，鐵面無私，且英明決斷，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之名。謚“孝肅”，有《包孝肅公奏議》傳世。“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即出自《包孝肅公奏議》的《上殿札子》。

　　“札子”是古代公文的一種形式，用于向皇帝或長官進言議事。包拯的這封《上殿札子》作于宋仁宗慶歷七年（1047年），當時發(fā)生了較為嚴重的旱災，按照“天人感應”說，一定是國家的治理特別是司法方面出現(xiàn)了問題。仁宗于是下罪己詔，并要求官員積極上書言事，指摘朝廷存在的過失以圖改進，包拯于是就寫了這封有名則札子，表達了自己對于司法方面的一些感觸和建議。

　　具體到“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這句話，其相對完整的上下文是： “臣聞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系焉，不可不慎。緣近歲以來，賞罰之典，或尚因循，且人知法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乎！昔唐文宗問宰臣李石：‘天下何以易治？’李石對以‘朝延法令行則易治’。誠哉！治道之要，無大于此。伏望陛下臨決大政，信任正人。賞者必當其功，不可以恩進；罰者必當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雖近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在陛下力行而已。”

　　這段話的大意是：法令是君王治理天下的根本手段，國家的治亂安危很大程度上維系在法令上，所以一定要謹慎對待。近些年來，朝廷在法令方面有因循茍且之處，這是很危險的。如果人們認為國家的法令不足相信，那么還怎樣用它來賞善罰惡呢？唐朝的時候，文宗皇帝曾經(jīng)問宰相李石怎樣治理天下才能事半功倍，李石回答說朝廷的法令能夠嚴格執(zhí)行，天下治理起來就會輕松很多。這話說得太對了。所以我希望陛下要信任正人君子，嚴格按照法令辦事，做得好就賞，做得不好就罰；忠誠正直的就算關(guān)系再遠也要提拔，奸佞邪惡的就算是親信也要貶斥。法令能夠貫徹執(zhí)行，那就沒有治理不好的國家，沒有教化不好的百姓，關(guān)鍵就在陛下能不能嚴格執(zhí)行了。

　　歷史上，關(guān)于執(zhí)法公平、一視同仁的例子，又莫過于包拯本人。比如他在擔任監(jiān)察御史時，就曾彈劾并堅持要求仁宗罷免了與宰相陳執(zhí)中關(guān)系密切并深得仁宗寵愛的轉(zhuǎn)運使的貪官王逵，任廬州知州時又懲戒了借自己官威橫行鄉(xiāng)里的族人，等等。民間說他有龍頭、虎頭、狗頭三口鍘刀，龍頭鍘鍘皇親國戚，虎頭鍘鍘貪官污吏，狗頭鍘鍘地痞流氓，無論是誰，只要作奸犯科，犯下死罪，到包公手中，不問高低貴賤，一律開刀問斬。這雖然是傳說，但其中表現(xiàn)出的，是百姓對于包公公平執(zhí)法的肯定，以及對于司法公平的渴望。

　　所以，包拯的這句話雖然看似簡單，但內(nèi)中所包含的，卻是極其豐厚的傳統(tǒng)智慧以及包公本人寶貴的治理經(jīng)驗與司法良心。這些寶貴的經(jīng)驗與智慧，直到今天，也依然閃耀著動人的光芒，能夠為我們今天的社會治理提供寶貴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