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這句名言，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的講話中引用的。習總書記說：“我還要強調(diào)一下家風問題。從近年來查處的腐敗案件看，家風敗壞往往是領導干部走向嚴重違紀違法的重要原因。不少領導干部不僅在前臺大搞權錢交易，還縱容家屬在幕后收錢斂財，子女等也利用父母影響經(jīng)商謀利、大發(fā)不義之財。有的將自己從政多年積累的‘人脈’和‘面子’，用在為子女非法牟利上，其危害不可低估。古人說：‘將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莫用三爺，廢職亡家。’‘心術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

　　“將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的出處，是北宋趙湘《南陽集》中的《本文》篇。

　　趙湘是北宋著名文人，是宋初“晚唐體”的代表詩人，是宋代古文運動的先驅(qū)，對宋詩及宋代古文運動的發(fā)展做出了貢獻?！侗疚摹肥且黄恼摚?ldquo;本文”就是“探究文章根本”的意思。其大意，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要想作文，先要做人，所謂“將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想要教化天下，一定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家族，端正自身的品行，這是圣賢之道，是做人的根本。根本堅固了，文章才會好，后世那些不在圣賢之道上下功夫，而津津于文章技巧的人，都是舍本逐末。

　　以上是“將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的出處和上下文語境。

　　這句話雖然出自趙湘的文章，但推究其本源，還應當上溯到《大學》：“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這里提到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所謂“八條目”，即人生修養(yǎng)的八個步驟。這“八條目”又可以分為兩類：“格致誠正”乃是內(nèi)修的功夫，“修齊治平”乃是外修的功夫。

　　對照《大學》，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趙湘的“古之人將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與《大學》中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相比，只少了一個“治國”的環(huán)節(jié)，而原因其實也很簡單，就是分封建國的制度在秦漢就已經(jīng)廢除了，諸侯國這個政治單元已經(jīng)不復存在了。趙湘所表達的，實際上就是儒家的一個傳統(tǒng)觀念，這就是，個人品質(zhì)的道德修養(yǎng)和國家社會的治理之間存在著內(nèi)在的關聯(lián)，修己乃是治人的前提。一個人想要有所成就，就要從自身做起，從自己的家庭做起，漸次擴展到整個國家社會中去。

　　從趙湘《南陽集》所留下來的詩文，以及后人提到趙湘時所做的評價來看，趙湘不但是自己認真相信這些、認真施行這些，并且也把這些作為家風傳給了后世子孫。雖然他34歲就英年早逝，除《南陽集》外沒有給我們留下太多的東西；不過，好在他有一個極其出色的孫子，就是在當時與包拯齊名，被稱為“鐵面御史”，后世以“清白文化”而著稱的千古名臣趙抃。在血緣與信念的傳承中，讓我們看到了優(yōu)秀家風的力量，看到了道德之本所能開出的燦爛之花。

　　趙抃為官清廉。他出任成都轉(zhuǎn)運使，隨身只帶一琴一鶴。后來稱人為官清廉，常用此語。趙抃在渡四川清白江時，看到江水清澈透亮，船行至江中，他發(fā)誓說：“吾志如此江清白，雖萬類混淆其中，不少濁也。”此后，這條江被稱為清白江，成都市青白江區(qū)又因清白江而得名。?趙抃白天處理完公務，每到晚上，必要焚香拜天，口中念念有詞。有人好奇，問他在向上蒼密告什么，趙忭笑笑說：“哪是什么密告呀！無非是將自己白天做過的事，一件件一樁樁地在心里說上一遍，借以反思。倘若一個人在那種場合都不好意思啟口，那就說明他必定做了什么不該做的事，自己就需要警醒了！”?趙抃官至參政知事（副宰相），卻一生“不治家產(chǎn)”，過著儉仆的生活。他的膳食以蔬菜為主，不得已也只是增添一碗肉罷了。

　　趙抃不僅嚴于律己，對子孫族人也嚴加約束。趙抃在衢州的房子很狹小，弟侄為了討好他，曾以高價買下毗鄰的房子拓寬府第，他知道后立即讓弟侄退房。為了教育子侄，他還特別寫了一首詩進行誡勉：“進欲安舒退欲恬，要將高行與文兼。吾門自昔傳清白，盛世于今重孝廉?？资闲郧闅w利正，仲舒仁義事摩漸。人生試看無聞者，徒爾區(qū)區(qū)歲月添。”（《信筆示諸弟侄子孫》）他的高標懿行，在當時就被人們奉為表率，像同時代的著名政治家、宰相韓琦評價其為“世人標表，蓋以為不可及”，稱贊他是世人的榜樣，包括自己在內(nèi)的所有人都比不上。趙抃死后，大文豪蘇東坡在為他所寫的像贊中，贊譽其人品操守“玉比其潔，冰擬其瑩”，并虔心盡意地為他寫下了長達三千五百字的《趙清獻公神道碑記》。清代浙江總督李之芳為趙抃祠題匾“官箴師范”，清末衢州知府譚瑞東譽其為“第一流人”。

包拯塑像

　　其實，不僅僅是趙湘、趙抃，在中國歷史上，時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并特別注意以良好家風來約束后世子孫者代不乏人。比如《包拯家訓》就說：“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鄭氏規(guī)范》云：“子孫倘有出仕者，當蚤夜切切以報國為務。憮恤下民，實如慈母之保赤子；有申理者，哀矜懇惻，務得其情，毋行苛虐。又不可一毫妄取于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嚴于修身，注重家風，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最為優(yōu)秀的組成部分。

　　中國的精英人群為什么如此看重自身的道德修養(yǎng)，以及對自己家庭的約束呢？這里面透露出的實際上是儒家自覺而深厚的社會責任意識。并不是說沒有好的道德修養(yǎng)就不能成為一般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者”，而是說那些擁有更多社會資源的人，對于這個社會的影響是具有風向標意義的，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在上位者如同風，在下位者如同草，風向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

　　作為封建社會中長期作為官學的儒家思想，它在中國產(chǎn)生的影響是極為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所及，就使得儒家所倡導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套功夫，不僅成為精英人群應當完成的自我修養(yǎng)，而且也成為中國民眾對于精英人物道德品行的一種天然要求。

　　時代發(fā)展到現(xiàn)在，中國社會已經(jīng)與過去有了很大的差別。但是，文化中最深刻的部分，也就是心理文化這個部分，卻有著很強的基因遺傳能力。中國傳統(tǒng)的精英比如士大夫、鄉(xiāng)紳階層雖然已經(jīng)不存在了，但是，在文化觀念上，中國人對于精英人物的看法，是有連貫性的。這也就造成了我國民眾對于精英階層的道德要求遠比西方要高。西方的精英人物，有強烈的個人主義傳統(tǒng)，他們的行為方式，是做最好的自己，努力奮斗，建功立業(yè)，他們回饋社會的方式，基本上就是納稅和捐款，是用金錢的方式來實現(xiàn)的。只要做到了這些，即使他們在私德上有一些問題，民眾似乎也不大追究。但在中國就不一樣了。家國一體的文化，傳統(tǒng)儒家心懷天下的理想，中國老百姓對于精英階層的特殊要求，都決定了中國的精英人群不僅要在生活方式上是人格表率，還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這并非是中國民眾對于精英人群的一種苛責，而是中國傳統(tǒng)對于社會精英要求的當代表達，是中國精英必須面對的一個剛性文化要求。

專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的傳統(tǒng)文化智慧